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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古叙事中士人与市民地位的倒易(1)

2008-07-31 来源:如有侵犯权益请联系service@reader8.cn立即删除 
内容提要:近古叙事作品反映着近古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为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士人与作为城市社
内容提要:近古叙事作品反映着近古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为传统社会精英阶层的士人与作为城市社会中的主流文化圈的市民这两个重要的文化圈层地位的变化乃至倒易。随着近古时期商业和城市文化的发展,士人在城市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变得尴尬起来,表现在叙事艺术中,就是士人与市民这两个阶层的地位开始转换,士人阶层在叙事中的重要性逐渐减退,而市民的地位日渐上升。到了清代的中晚期之后,随着现实社会中士人阶层地位的进一步衰落,士人阶层的形象在叙事艺术中终于退席。叙事艺术中士人与市民阶层地位的变化因此而成为中国近古社会文化蜕变的一种隐喻。 关键词:近古社会 士人阶层 市民阶层 一、 近古叙事艺术的文化背景中,士人与市民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在描写世情的长篇叙事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明代最有代表性的世情小说《金瓶梅》中就可以看出士人与市民关系变化的一些特点。《金瓶梅》中屡屡写到一些与市民社会有关的士人,包括有功名地位的官僚士大夫或皓首穷经的酸腐书生。诸如此类的士人形象应当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很普通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形象,但《金瓶梅》中的士人却与传统的士人形象大不一样。《金瓶梅》中提到的秀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第五十六回应伯爵举荐的水秀才,另一个是倪鹏引荐的温必古。水秀才在书中未露面,据应伯爵介绍“他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就是他人品,也孔孟之流”。而实际上这位水秀才的才学不过打油,人品则专事偷鸡摸狗,其实是一个无耻之徒。至于另外一位温秀才,从相貌上看“生的明眸皓齿,三牙须;丰姿洒落,举止飘逸”,而谈到行藏则是: 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随方逐圆,不以廉耻为重。峨其冠,博其带,而眼底旁若无人;席上阔其论,高其谈,而胸中实无一物……[1] 而且这位温秀才最后和水秀才的下场一样,因为鸡奸书童而被赶出门去。 这两位秀才虽然着墨不多,但几乎可以说是书中最卑贱猥琐的小人形象了。布衣文人的形象既如此不堪,官僚权贵也好不了多少。书中第一权贵当然就是当朝太师蔡京。以蔡京的地位而言,与西门庆相隔何啻霄壤。但他却独对这样一个文不成武不就的“破落户子弟”青眼有加。在书中第五十五回“西门庆东京庆寿旦”里是这样描写的: 且说蔡太师那日满朝文武官员来庆贺的,各各请酒。自次日为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皇亲内相;第二日是尚书显要衙门官员;第三日是内外大小等职。只有西门庆一来远客,二来送了许多礼物,蔡太师倒十分喜欢他。由此就是正日,独独请他一个。见说请到了新干子西门庆,忙走出轩下相迎…… 以蔡京的身份这样隆重地对待一个仅仅因为贿赂夤缘而上的地方小官吏,似乎过重了。当然,西门庆的确送了他不少礼物。据有的学者估算,西门庆的礼物未免太重了,与他可能拥有的财富实力不相称。但这毕竟只是后人的估算而已。从书中描写的口气来看,西门庆一向出手大方,他无论是贿赂蔡京抑或只是结交蔡京的一个管家都所费不赀,却并没有成为他的负担。如人们常常喜欢引用来说明这个人无法无天的自白:就是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这段话无论怎样被当成是夸大其词的吹嘘卖弄,毕竟表明书中为这个人设定了一个假想的条件:他可以无所顾忌地靠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财富来解决一切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看他与声威赫赫的蔡太师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蔡太师不仅仅是像历史上一般记载的贪官污吏那样卑劣,而且在西门庆这样的人面前也显得猥琐。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西门庆的掌中玩物。 赫赫太师如此,其下的官僚士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如书中第三十六回“西门庆结交蔡状元”、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迎请宋巡按”等章节中出现的有身份地位的士人蔡状元、宋巡按等人,在与西门庆交往时看起来气度彬彬,西门庆则对他们谦恭有加。然而说穿了这些人不过都是来西门庆这里打秋风的。更有趣的是,太师府里的大管家翟谦当然是西门庆夤缘所必求的人,而在第三十六回中,西门庆竟然把这位大人求他讨妾的事给忘了: ……“快教小厮叫媒人去!我什么营生就忘死了,再想不起来。”吴月娘便问:“什么勾当?你对我说。”西门庆道:“东京太师老爷府里翟管家,前日有书来,说无子,来央及我这里替他寻个女子。不拘贫富,不限财礼,只要好的,他要图生长。妆奁财礼该使多少,教我开了写去,他一封封过银子来。往后他在老爷面前,一力好扶持我做官。我一向乱着,上任七事八事,就把这事忘死了,想不起来……你教我怎样回答他?教他就怪死了!叫了媒人,你吩咐他好歹上紧替他寻着……再不,把李大姐房里绣春,倒好模样儿,与他去罢。”月娘道:“我说你是个火燎腿行货子!这两三个月,你早做什么来?人家央你一场,替他看个真正女子去,他也好谢你。那丫头你又收过他,怎好打发去的! 看起来这一段不过是个信笔涉趣的小细节,但他不仅会把那些需要贿赂的大人物所求的事给忘了,甚至竟会想到用自己“收”过的丫头打发人家,以至于连吴月娘也觉得太说不过去了。就凭这一点已多少可以看出,西门庆实际上把那些需要用银子贿赂的官僚不怎么放在眼里。 《金瓶梅》中对士人的态度倾向,在此前稍早一些的通俗叙事作品中也可以找出来。比如在《水浒传》的叙述中就有类似的倾向。梁山聚义的好汉中,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算得上文人出身。在山上坐第三把交椅的智多星吴用虽然被称为“教授”、“学究”,实际上很难说是个道地的文人,如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的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中吴用初上场时描写他的一首诗所说: 文才不下武才高,铜链犹能劝朴刀。只爱雄谈偕义士,岂甘枯坐伴儿曹。放他众鸟笼中出,许尔群蛙野外跳。自是先生多好动,学生欢喜主人焦。 与其说他是个文人,不如说是个戴方巾的豪侠更为恰当。书中真正的书生大概只有那位不在一百○八好汉之列的白衣秀士王伦,而这个人物在《水浒传》中的地位与《金瓶梅》中的水秀才、温秀才差不多,都是百无一能、行同犬彘的猥琐小人。而上层官僚,像蔡京一类的奸佞不必说是一些丑恶的败类。有的士人官僚从叙述者的态度来看可以算作正面人物,比如从第五十九回开始出现的太尉宿元景就是这样一位贤臣。尽管如此,宿元景仍然是一副孱弱无能的形象,被宋江、吴用等辈玩弄于掌股之上。至于那些处于大忠大奸之间的庸庸之辈如梁中书、蔡九知府、王太守等人,在梁山好汉们面前更是个个显得卑琐渺小。如第六十二回“劫法场石秀跳楼”中,一个单身劫法场的石秀竟然把梁中书和王太守吓得不知所措,这种戏剧性地夸张了的形象对比当然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法,同时也流露出了故事的叙述者对官僚士大夫的轻蔑态度。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在这些通俗叙事艺术中士人可以说是威风扫地。《水浒传》中对士人阶层的蔑视,可以被解释为市民乃至市井流氓无产者和农民对作为社会上层的士人阶层固有的疏远和敌视心理使然。但在《金瓶梅》中这种蔑视的根据就更明显地表现为经济实力的对比了。在西门庆或西门庆所代表的商人阶层看来,士人阶层不过是自己用金钱任意驱谴、利用的工具而已。市民社会中商人实力的增长造成了士人阶层地位的软弱。 尽管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虚构着士人中心的梦,实际上这个时期在市民社会的环境中士人地位的软弱已成为士人自己也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现实。清代前期文人创作的写实类叙事作品如《儒林外史》、《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出士人地位衰落的迹象。甚至在蒲松龄创作的神怪故事《聊斋志异》里虽然写的是与现实不类的鬼狐世界,同样可以看出这种倾向:在大多数故事中积极行动的角色总归是由女性演变成的鬼或狐狸精,士人则往往不过是受惠者;有的故事中士人充当了解救女鬼或女狐的骑士(如《娇娜》、《青凤》之类)角色,仍然不能使他们显得更富于活力和力量,充其量使他们在鬼狐的世界中具有了某种作为“人”(而不是士人)的力量。总而言之,故事中的士人在多数情况下显得软弱无能而且无所作为。 可以说,在明清时代社会环境中商业气氛渐浓的情况下,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道德与物欲、传统与现实等等方面的关系都出现了矛盾,士人的地位因此变得尴尬起来。按照余英时的看法,这一时期商业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交融而产生的是一种积极的结果:使得商人接受了士人的价值观乃至整个道德体系,形成了“儒商”或商业意识中的“儒意”,这种儒与商的交融带来的是商业活动中理性意识或者说道德意识的增强[2]。但是实际上就在商向士靠拢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个反向的过程,即士向商的靠拢,或者从传统道德的意义上说下降。余英时自己在书中曾引过清代沈垚的话说: ……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3] 沈垚所说的士与商混淆的问题是使得士风变得“纤啬”了,这似乎还只是个个人性格的问题。但实际上当“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而且天下之士多追慕商人时,所改变的就不仅仅是个人性格了。明人于慎行《榖山笔麈》中说: 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家,多以纺绩求利,其俗勤啬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议者,如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公仪休之所不为也。往闻一内使言,华亭在位时,松江赋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于相邸,相公召工倾金,以七铢为一两,司农不能辨也。人以相君家钜万,非有所取,直善俯仰居积,工计然之策耳。愚谓倾泻县官赋金,此非所谓聚敛之臣也?[4] 这里提到的徐华亭虽然只是一个个人,但很难说他的所作所为不具有代表性。徐阶在明史上算得上一位贤臣,也许他的纤啬性格和聚敛行为比一般士人要更突出或更过分一些,再加上树大招风,所以引起了訾议。但从《榖山笔麈》所谈及的情况来看,至少说明徐阶的所作所为不是独一无二的偶然现象。事实上从于慎行的口气中就可以得知,在江南一带,士大夫不耻言利乃至孳孳经营商业谋取利益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一方面是商人在变为“儒商”,追求着道德意识的上升;另一方面则是士人在变为商人,甚至沦落为不择手段的奸商。这个时期的社会地位关系和价值观念似乎出现了二元性趋势。士人的处境变得尴尬起来。当今的学者常常会提到明代(特别是晚明)的文人中多“狂人”,如王艮、李贽、汤显祖、徐渭、“公安三袁”等等。这些“狂人”们的“狂”气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出士人对自身处境所感到的困惑和尴尬。美国学者黄仁宇把李贽这位最具代表性的“狂人”描述成一位始终在矛盾冲突和困惑中挣扎的“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就是说在李贽这样的人身上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这种叛逆性既有主张个性自由的内容,也有与传统价值观念相悖的重利重商的市民意识;另一方面却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也就是说仍然属于士人阶层。[5]李贽的“自相冲突”可以说正是当时士人对自身尴尬处境的意识和价值观念中矛盾的一种表现。另一位“狂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在谈到自己心目中的人生五种快活时,则把作为传统士人生活理想的著书立说和市井浪子的声色之娱混在了一起。[6]总之在这些“狂人”们的观念中,似乎已难以分清作为士人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与市民—商人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了。 从表面上看,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无论就结构还是价值观念来看都仍然沿袭着传统。然而对于士人阶层所面临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而言,已经形成了充满矛盾的尴尬处境。这种尴尬处境反映在叙事艺术所表现的文化涵义中,便形成了士人与市民—商人阶层地位的转换乃至倒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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