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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与历史叙事的民族本土立场(1)

2008-07-31 来源:如有侵犯权益请联系service@reader8.cn立即删除 
上世纪9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历史小说日益明显地呈现出虚实分化的两极发展态势:一方面是苏童、叶兆言、刘震云、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历史小说日益明显地呈现出虚实分化的两极发展态势:一方面是苏童、叶兆言、刘震云、格非、莫言等一批青年作家挟借“新历史”之名,创作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故乡天下黄花》、《夜泊秦淮》、《迷舟》、《红高粱》等一大批旨在颠覆旧有的革命历史观,表达个人化、欲望化历史观念的子虚乌有式的新历史小说;另一方面是凌力、刘斯奋、唐浩明、二月河、熊召政等一批年龄稍大的中年作家运用较为传统的历史还原手法,创作了《梦断关河》、《白门柳》、《曾国藩》、《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旨在历史写真,具备信史品格的长篇作品。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虚一实的两种写作,都选择了相近或相似的历史年代。前者往往以晚清与民国为题材对象,后者则大多把注意力聚焦于明清。从大的时间跨度考察,明末至近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也是传统文化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败并进行艰难痛苦的现代转型之际;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处于上升期,日渐强盛。此消彼长,自诩为天朝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成为停滞的帝国,与世界先进行列的差距愈来愈大。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创痛,因而末世情结,包含了作家们对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化无限眷恋和批判的矛盾复杂的心态。鉴往知今,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这一时段,正是为了传达他们在全球化语境中,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焦虑和重塑民族辉煌的渴望。虽然不能武断地说,近些年来历史小说创作就是在应对全球化这一策略的引领下趋于繁荣,但用文学叙事的方式反思历史,以期达成民族的自我认同,的确已成为许多历史小说写作的“集体无意识”。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历史小说一个潜在的写作背景,它已内在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机制之中,成为他们反思历史、叙述历史时铭心刻骨的肌理与血肉。



一、本土立场与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鼎盛和烂熟的时期,但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内里却蕴藏着忽喇喇大厦将倾的深刻危机。与“盛唐”不同,在这一完整的长时段的历史时期里,世界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原来后进的西方经过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崛起,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殖民扩张。于是,中华民族在不得不进行痛苦、屈辱和无奈转型的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杰姆逊所说的“民族焦虑”。特别是作为民族代表的知识分子,更是站在时代的前沿,以精神与心灵的全部力量,在方生未死之间探索民族文化的新生之路与转型之途。90年代以来关于明清的历史书写也不例外,不同的是,这种本土民族文化自我认同增添了更多的反思成份,被有意识地纳入与异域民族平等对话交流的理性框架中进行审思。这样,历史小说的明清叙事,无意就成为与西方文化的“他者对峙的中国的文化危机的寓言”,作品中所深寓的民族文化思考自然也就成为“被殖民者/殖民者对峙的整个视野” ①的思考。

凌力的《梦断关河》、“百年辉煌”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落霞”系列,刘斯奋的《白门柳》,熊召政的《张居正》,蔡敦祺的《林则徐》都把目光落在明清时期凝聚着优秀民族精神的人与事之上,尤其是将笔力集中于中国封建文化的最后辉煌阶段。借着对最后辉煌的温情回眸,作家们“把蕴含在封建王朝内质中与人类社会发展不谐和的因素、民间百姓罹遇的苦难、优秀传统文化等提炼凝聚成为鲜活可感的艺术形象,借助文学的形式,向世人展示了华夏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②煌煌十三大卷的“落霞”系列,以恢宏的气势写出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走向衰落前的最后辉煌。二月河选择具有雄才大略和拯世责任的康熙、雍正、乾隆等封建帝王为表现对象,努力从他们身上寻找与阐扬优秀的汉文化传统。这三个封建帝王以一介独夫,为天下谋划,不惜背负“恶与孤独”,其间蕴藏的人格力量,正是外儒内法的政治权谋文化传统所能迸发的积极能量。作品以野史、民间史、神话传说等与正史相融的叙说方式,展开了以王朝图治为核心的民间、市井、官场、朝廷等全景式社会扫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神道妖鬼时时嵌入质实的史实叙说之中,把施政大略转化为生动的人事纠葛,以此建立自己对本土文化的审美和意义的重构。“我写这书主观意识是灌注我血液中的两样东西:一是爱国,二是华夏文明中我认为美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太需要这两点了,我想借满族人初入关时那种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③这分明流露了二月河浓浓的民族本土立场。

熊召政的《张居正》则以明王朝中叶的万历新政始末为题材,同样集中笔力写张居正在历史漩涡中挽狂澜于即倒的巨大的个人作用。在中国的传统历史叙事中,本来就有帝王将相的描写传统。但经过革命历史叙事对人民作用的强调,加上90年代以来新历史小说的兴起,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以及对小历史小人物的重新关注等多重因素,今天的帝王将相题材,其实早就冲破了原来的英雄崇拜格局,而是指向民族精英的文化人格塑造。在明君或贤相的身上,凝聚的是传统文化的菁华力量。张居正不避物议,外拒清流,是对传统文化中自标清高、空疏无用的纠正;其务实耐烦的精神又是对好高骛远式的激进改革的纠偏。正因此,万历新政才成为明王朝的一剂救命良方,而使它的气脉又延续多年。“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为苍生谋福祉”,④这是作家创作《张居正》的历史观,也是小说审视历史人物与事件时的一个文化视角。作品中所展现的绚烂的“落霞”,是封建王朝最后的回光返照。其间的人与事,是封建文化在大厦将倾之前的最后一搏。作家集中笔力写它的美丽和辉煌,同样也显露了他潜意识深处的本土文化反抗。

但这又毕竟只是最后的一搏了。这最后一搏,固然绚烂多姿,却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缺陷。封建文化具备强大的体制惰性:权谋文化虽然充当着驱动历史演进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它却无法抹去其自身抑制民主、摧残人性的落后因素。尤其是以今日全球化的宏大视角重新审视这段“落霞”时光,我们会发现,在作家们津津乐道的康亁盛世的同时,西方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蓬勃兴起,中西差距就是在这个时段被迅速拉大的。回避这个问题,而孤立地描写所谓的煌煌盛世,这是一种封闭和短视,甚至还暗含了某种“天朝心态”。实际上,明中叶的万历新政之后,紧接经济繁荣的是腐朽颓败的晚明习气;康亁盛世之后是中国传统社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土崩瓦解。这里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专制独裁的“落霞”式体制改革,往往寄托在某些强有力的封建英雄人物身上而无法获得正常的政策延续性。甚至专制体制还无法保证这样的强力意志的出现,无法保证杰出英才顺利进入历史权力舞台。因为在传统明哲保身的文化惯性之下,优游不迫、漠不关心的政治态度,才是一般官僚最常见的人生观。像雍正、张居正那样对权力的眷恋和对经济的重视,就会被视为“苛政”、“俗吏”。雍正之所以背负骂名,居正夺情之所以引起如许大的波澜,就在于他们对实际政务的热衷和对可保他们大政顺利执行的权力的热衷。无论是雍正还是居正,都无法保证身后之事。不仅他们的改革难以为继,甚至无法避免死后声名被诋和守旧势力的卷土重来。权势,是他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关键所在。尽管作家对描写对象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但历史理性却无法化解他们“荣辱兴衰转瞬间”的权势循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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